劉又銘：
2022年初至今，烏俄戰爭已滿三年。當世界驚訝於川普政府揚棄歐洲各國單獨與普丁政權接洽，意圖兌現選舉承諾「一天內結束烏俄戰爭」時；我們或許不該忽略的是，支撐地緣政治這個「上層建築」的「下層建築」。也就是科技與商業，在這次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時代意義與其凸顯的問題。
今年一月底，《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出了一篇由美國科技安全創投公司Shield Capital合夥人Michael A. Brown與分析師Matt Kaplan的投書，並且闡釋了美國科技公司大量投入烏俄戰爭的時代意義，及其衍伸的問題。
甚至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月，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Amazon Web Services, AWS）負責政府單位數位轉型的部門領導人Liam Maxwell就已和烏克蘭駐英大使Vadym Prystaiko討論要將哪些政府資料上傳到亞馬遜的雲端。並且在戰爭前夕，就已將土地、賦稅、金融等數位資料通通轉移完成。所以在俄羅斯開始大規模網路襲擊基輔周邊資料中心的時候，這些資料都已安放在AWS的雲端上未受損害。
微軟（Microsoft）則是在俄軍武裝力量正式發起攻擊行動前，就已偵測到俄羅斯網路部隊對烏克蘭政府機構發動大規模的惡意軟體攻擊。微軟高層安全主管透過私人關係與白宮網路監控官員聯繫並告知相關狀況後，華盛頓正式通知基輔「俄羅斯的網路攻擊已經開始」，並警告相關單位，若衝突再持續升高，烏克蘭的資訊系統在俄國網軍的攻勢下將全面癱瘓。Google也緊跟在AWS和微軟之後，無償提供大量雲端空間跟網路安全服務給烏克蘭政府。
其他像是美國衛星製造商ICEYE、太空技術公司 Capella Space、Hawk Eye 360 和Maxar Technologies則免費提供烏克蘭政府戰場影像和資料。資料分析公司Palantir則負責匯整上述資料，繪製更完整的戰時地面圖像。這些無償協助烏克蘭的美國高科技公司中，最知名的就是馬斯克所持有的SpaceX。在俄羅斯發動第一波網路攻擊癱瘓烏克蘭網路後，SpaceX僅花了兩天時間，就又發射了多枚衛星，並從美國加州運送了大量終端機設備至烏克蘭本土。讓多枚低軌衛星構成的Starlink（星鏈）系統覆蓋了烏克蘭，以此重建了烏克蘭的通訊網絡。反觀美軍向烏克蘭運送的物資抵達，已經是兩週後的事情了。
說這些高科技公司沒有這麼具體的前線經驗是有根據的。一方面，網路產業興起於千禧年前後，當時正值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巔峰，這種大規模的「國戰」幾乎殊難想像；另一方面，就算當時世界上仍有衝突與戰爭，無論是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或是全球各地的區域衝突。但無論是政府資料或軍事技術的全面數位化仍是近十年的事情。所以在這次烏俄戰爭前，私人企業雖然自古以來都扮演戰爭中各種資源與工具的供應商（除了傭兵組織或國家化經營的東印度公司），但終究還是後勤支援的角色，而非前線攻防的角色。
然而，烏俄戰爭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上述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從戰前協助烏克蘭政府進行資料搬遷與數位攻擊預警，到戰爭開始後，負責保護或重建烏克蘭的數位基礎設施。這些公司投入烏俄戰爭、協助烏克蘭不是基於美國政府的動員或法律強制規定，而是由公司自行決定，以免費或成本價的方式提供相關技術服務。這些協助，讓烏克蘭扛下了俄羅斯的第一波攻勢。舉例來說，若沒有星鏈系統接替了烏克蘭國內全面癱瘓的網路，那烏克蘭政府就沒辦法播放總統澤倫斯基的影片，駁斥有關「總統已經逃離烏克蘭」的謠言，藉此維持烏克蘭第一時間的民心士氣。
也就是說，這些美國高科技公司雖然不是武器供應商，但他們在數位領域提供關鍵服務的能力，已經讓自己成為當代「數位戰爭」的「戰爭最前線」。甚至其他美國的民用科技公司，如前述的影像、製圖與資料處理公司，也成為提供戰場識別關鍵能力的重要支援。這種從「軍民二元」與「前線後方分割」，到「軍民不分」與「前線後方倒轉」的發展，正是烏俄戰爭所展現的，對當代戰爭、科技或商業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時代意義。
但不能忽略的是，隨著烏俄戰爭時程越拉越長，當初預期俄羅斯只會小打小鬧，或是烏克蘭可能一觸即潰，或甚至在西方世界的圍剿下，俄羅斯會快速鳴金收兵的設想，幾乎都被事實的發展重重打臉。烏克蘭成為了另一個阿富汗與越南。持續義務或無償投入的科技公司，本來預期的低成本投入或公益捐獻，逐漸成為這些公司無法立刻獲利的負擔。
據《外交事務》該文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微軟供給全烏克蘭免費的雲端儲存與網路安全服務，相關商品累計價值已超過5億美元。SpaceX 的Starlink則是8000萬美元。這些美國高科技公司第一時間投入烏俄戰爭是基於甚麼樣決策模式，我們無從得知。但當戰爭時程越拉越長，這些公司的投入越來越多，已經開始危及獲利時，除了少數公司像微軟仍持續提供免費服務外，多數公司都已逐漸取消對烏克蘭的支援，或是像SpaceX將星鏈的成本轉嫁給美國或歐洲政府。
所以，當高科技公司的技術創新、效率與成本控制，都比政府厲害，比政府更擅長將相關技術運用在現代戰爭時；觀察烏俄戰爭中活躍的美國科技公司，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問題。也就是，當這些公司與美國國家利益相契合時，自然沒有太大問題；但是，當這些公司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相違背的時候，國家可以做的事情少得可憐。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各種衝突中，美國的另一個盟友是否可以獲得這些公司的奧援，目前也是未知數。因為援助與否的權力，取決於這些公司，而非美國政府。
對《外交事務》該文的兩位作者來說，若要預防各大美國高科技公司棄盟友於不顧，避免自由世界聯盟手牽手一同自縊的方法，就是未雨綢繆，在所有政府發包的契約中，都預留保護盟友數位基礎設施，或是相關協助盟友作戰的條款。而且，在與相關科技公司合作，於衝突熱點部屬相關技術前，就與這些公司簽訂不可中途倒戈或抽腿的契約。但是，若把烏俄戰爭中，美國高科技公司爭相參戰的情境拉到台海危機的狀況時，上述各種契約或條款能否奏效，狀況就會變得更複雜。
若是把同樣的情境放在台海，這件事情更令人細思極恐的是，過去我們都把「台海爆發衝突，美國是否保衛台灣」，單純想成了「『美國政府』是否保衛台灣」；但烏俄戰爭所揭示的新形態戰爭模式，等若告訴我們「台海爆發衝突，美國是否保衛台灣」，不只是「美國政府是否保衛台灣」，更是「美國企業是否保衛台灣」。或甚至至少是，美國企業是否願意援助台灣？
尤其，中國的各種侵台劇本中，切斷台島對外聯繫，幾乎是所有劇本中的起手勢。如此一來，所有台灣對外聯通或是島內彼此聯絡的通訊基礎設施、包含海纜、基地台或其他數位基礎設施，就一定是北京首波網路癱瘓或是直接攻擊摧毀的目標。但那些在烏俄戰爭中挺身而出，協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癱瘓或是攻擊的美國科技公司，會在台海戰爭中同樣跳出來協助台灣政府嗎？
答案幾乎是相當悲觀的。因為俄羅斯受到西方國家長期經濟制裁，與全球貿易互賴程度遠比中國低，且中國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製造生產基地。縱使新冷戰看似方興未艾，川普又要持續對中展開貿易戰；但這些美國高科技公司或巨頭與中國政府和中國市場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心中所想的是，製造在中國、市場在中國、利基在中國，這與俄羅斯的狀況完全不同。
上述這些中國與俄羅斯的差異，都是無論台積電技術有多先進、產能占比有多高，都無法推翻的事實。若是基於美國國內法律的規定而必須協助台灣政府，雖然美國企業可能也沒有太多的選擇，不可能直接違法；但當美國國內法或政策明顯與這些美國企業認定的利基相違背時，陽奉陰違或消極配合也不是不可能，更遑論如同烏俄戰爭初期的熱情投入。
2024年10月，《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就有相關報導曾指出，縱使星鏈已被視為烏克蘭在戰場上通訊的救命繩索，但馬斯克自烏俄開戰後和普丁的聯繫就沒有斷過。甚至報導也影射，普丁曾要求若台海開戰，希望馬斯克保證星鏈不會也成為台灣的救命繩索，以此做為中國持續支持俄羅斯「無止盡友誼」的贈禮。
而且，這件事情更麻煩或複雜的地方在於，如果只是因為現代戰爭混淆了國家與企業在前線與後援的身分，讓類似馬斯克這種企業家，可以透過高科技公司強大的技術力決定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那也已經是既定的事實，所有人也都無從置喙。但當馬斯克以「天使投資人」之姿，出錢出力助選川普後，現在「天使下凡」，馬斯克成為川普重要的顧問與負責樽節的「效率部」領導者。那他甚至不需要透過公司決策來影響台海局勢，而是透過私人身分就能夠發揮對美國總統的直接影響力，對美國政府的台海決策產生影響。
過去，我們可能都還期待所謂廣義的建制派能基於法律、保守派能基於道德，帶領美國遏止台海衝突，或甚至在共軍入侵時協防台灣；而且，當這些廣義的法律人與道德人掌握政府時，會用政府的力量去扼制科技巨頭因為商業利益全然傾向中國。但現在，當科技巨頭凌駕法律人與道德人，直接掌握國家機器，甚至和川普這種商業寡頭結盟後。這已經不是個人利益凌駕國家利益，而是國家利益就等於個人利益。當川普利益或馬斯克利益就等於美國利益時，獲利與股價，就會比國家安全或自由世界的延續還要更優先。
台灣要如何面對這種「科技寡頭與商業寡頭聯手將利益置於價值之前」的困境，或許是我們在烏俄戰爭三周年的當下，應當共同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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