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研究以及2018和2019年發生的事暗示了上述問題的答案。首先，全面採取單邊關稅相對無效。這主要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太大，而且與全球貿易網絡融合程度太高。中國的出口商品流向其他地區，沖淡了關稅的效果。聯合採取貿易行動會更有效，而且美國的聯盟系統提供了天然的優勢。北京方面還渴望實現技術自給自足。在中國實現這一目標前，技術出口限制可能是有效的方法，即使成本高昂且具有風險。最後，過快或過於徹底地脫鉤可能導致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會增加陷入武力衝突的風險。
中國有大量儲備資金可用於研發。不過中國的勞動力隊伍正迅速老齡化，而且在全球出口市場中的份額似乎已在2015年達到峰值。如果不能迅速在很多高科技領域占據前沿，中國將陷入需要支持大量退休人員，以及無休止地對巨大債務進行再融資的境地，無法主宰未來。此外，中國的人均收入也遠低於美國。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2019年初模擬的兩場未來貿易戰中發現，與中國進行交涉時最有效的策略包括威脅切斷技術出口，尤其是與盟友聯合行動。該機構還發現，美國顯示出吸收和抵消長期經濟衝突成本的決心非常重要。對美國技術優勢的根基進行大規模公共投資是達成這一點的一個方法，例如對研發和數學教育進行投資。採取行動進行供應鏈多元化，以及透過加入不包括中國的地區貿易協定來加強與友好國家的聯繫，也是有效的方法，因為這些行動能促成中國所擔心的在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被孤立的局面。
其他策略的風險可能更高。試圖單方面拆除而不是分散位於中國的供應鏈，可能會損害蘋果公司等主要美國企業，或者增加軍事衝突的風險。喬治梅森大學的Ketian Zhang在 2019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在經濟成本低、核心安全問題上展示決心的必要性高、對手尋求其他大國幫助的風險低的情況下，中國傾向於使用武力。一個例子是1995年對菲律賓也聲稱擁有主權的美濟礁的爭奪。因此，所有受僱於蘋果公司供應鏈的中國工人都對越來越好戰的北京構成了重要制約。蘋果的命運也讓華盛頓的政界人士有很好的理由三思而後行，不要不顧長期的戰略利益、選擇升級衝突來獲得暫時的政治利益。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正接近在近海衝突中可能取得壓倒性取勝的地步。智庫蘭德公司2015年對一場理論上的台灣衝突進行的分析發現，儘管美國仍然占據優勢，但力量平衡已經迅速發生變化。未來，能否避免軍事衝突可能既取決於中國在經濟上是否會承受很大損失（以及美國的盟友是否願意追隨美國實施制裁或其他措施），也取決於美國的航空母艦。
最終，北京很可能會再次得出結論：繼續實現快速成長的最大希望是重新開放並與西方融合。這可能意味著接受公平的商業化——而不是重商主義——貿易關係，以及不那麼粗暴的外交政策。與此同時，確保美國的成長和經濟安全將取決於強大的經濟和安全聯盟、國內的大規模投資和促進成長的改革，以及對彼此距離太遠最終可能與距離太近一樣危險的理性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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